自古以来文人都都非常注重文房用品，将其中重要的用具称作“文房四宝”。
文房用具表面上来讲是创作用的工具，与创作无关，实则不然。文房用品的选择对书画的创作也有很大关系。
虽然墨与砚于书法的影响较小，不过纸与笔于书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相传毛笔是秦代名将蒙恬所创，所以至今还有“蒙恬笔”之誉。前面已经说过，毛笔有“四德”：“尖、齐、圆、健”。它们这些与书法创作及其表现风格都有一定影响。
比如晋代人喜用兔毫等硬毫笔，兔毫又称紫毫，这种毛细长，横剖面像纺棰形，中间粗二头细，所以制笔时，常以羊毫为被，以增加辅助性力度，一方面提高笔的含墨量。这就是紫毫一般都兼以羊毫的原因。
《兰亭序》很可能就是用此类笔写成的，笔迹上看，粗细变化明显，这说明笔性硬，弹性好，在受力作用时聚散性能好；且是新笔，我们看起笔处和前后相连的笔画间有很多牵丝之处，这是因为新笔，毫颖前面虚尖的缘故。
相比之下，弘一法师的很多作品都是退笔，也就是用旧的笔锋已经消颓的笔。从作品中看，起笔处圆浑，收笔处不尖利，这说明笔头蘸墨后，笔锋如子弹头状；转折处时有毛茬，说明笔头磨损已经很大，且可能不规则。从总体上来讲，较柔润，应属兼毫或是羊毫一类的笔。
金农的书法是个特例，笔画方整，这是重墨，创作时，挤扁笔锋所致，且欲以此法作书，若以硬毫亦不太便利，应属柔性或是兼毫笔为之。
周昌谷自名其书法为“蚓书”，从作品表面上看，笔画圆浑，粗细如一，绝少棱角，这是拖笔特征。也就是说创作时，笔杆在前，笔头拖于其后，这样的笔迹力感弱，墨浑然厚重。
战笔是创作过程中为避免笔画僵滞，有意抖动手臂使然。战笔的笔画往往轨迹多变。这种方法我们从范曾的作品可见一斑。也有人为了求得类似的效果，可能执笔很高，这样创作的线条精度不高，有种天真之感。故行草书中常有。
执笔也有很多方法。拨蹬法现代有人解释为五指执笔，其实不然。我们从汉代的陶俑中可见其真面。所谓拨蹬法，就是手形象马蹬，四指相并居外侧，内侧以大指押住。这种手形适合创作小字。汉代竹木简上的文字大不及三分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大量竹简，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。这些简，宽6~7毫米之间，长23~24公分这个长度是汉代的标准尺寸。汉代标准尺的长度是23.2厘米，所以，书信又有尺牍的美称。
五指执笔适合写方寸之间的字。欲求得自由度，就需要将执笔位置提高。象行草书，为求得变化丰富，往往撮笔到顶。手象捏东西一样撮在一起，笔杆卡在虎口，五指裹于笔杆四周。这样创作时腕力使用较多，故能灵活多变。
康有为不是批评苏轼写字单勾执笔么。所谓单勾是像握钢笔一样的手形，这样执笔，笔向右后倒侧，它的墨迹特征是捺笔波磔剔脚处不灵，竖钩笔有偏枯之弊。
应该说，纸张抄造工艺的提高也为书法的发展与提高提供了可能。纸张固然有生熟之分，不过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门道。
纸张在古代的制作工艺几乎每个朝代都不同。陕西霸桥在建国后曾出土白麻纸，属西汉时期，这说明早在西汉就已经出现了纸张，只是非常少，故贵重难以推广使用。后来推崇蔡伦，那是因为他改良了造纸工艺，从用料、漂白到抄造都有全面提高，使纸张的成本大为降低，为纸的普及铺平了道路。陆机《平复帖》就是用的这类纸张。
宋代以前的纸型较小，所以大型的画作、书作往往都是以绢帛的形式流传下来。此一时期的字型也不是很大。就是怀素张旭这样狂放之作，也没有大型的作品传世。
有学者提出书画用纸之所以称宣纸，一说是因为造纸中心在古代的宣州，一说是因为在明代宣德时纸张的抄造工艺翻新，式样、幅面都革命性地提高。此后我们看，傅山、王铎等人的书法作品，大型的已经较多的出现。近代来以来，由于纸张的更新，动辄数十米无接缝、或是长宽太数丈已随处可见。
且纸张在抄造时，还可以附以其它工艺，以提高表现效果。如唐代的薛涛，不但是能诗善书的才女，还是造纸高手，她造的五彩笺纸在当时名重一时。她的身影，从张旭的《古诗四帖》中可见一斑。